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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该幸福指数排名调查，编制架构参考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地区福祉(Regional Well-Being)指数”，涵盖“物质条件”面向的所得与财富、就业与收入、居住条件等三个领域，“生活质量”面向的健康状况、教育与技能、环境质量、人身安全等六个领域；同时还有民意调查指标，了解民众感受。

2023/11/30  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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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人们始终无法明确，风险发生的预兆是否真的会导致危机奥门银河APP，很难区分经济增长是基于坚实的基本面，还是仅仅因泡沫所致，只有事后才能知晓。这也影响到第二个原因，即没有人愿意相信风险会发生。那些对过度行为提出警告的人往往会被指责，这是人性使然，因为我们更愿意相信事情最终会有好结果。同时，由于预防风险的成本很高，人们倾向于什么都不做，直到为时已晚。最后一点，欧美大多数政策制定者在其职业生涯中，可能只经历过一次危机，因此几乎没有应对风险的经验，且希望在自己执政时风险不会发生。他们缺乏经验，外加不信任拥有处理风险一手经验的专家，导致产生一厢情愿的想法，对风险疏忽大意，进而做出过度反应。

乔恩·丹尼尔森：金融监管中存在一种合成谬误：如果让每个金融机构都谨慎行事(表现良好、遵守规则、实力雄厚)，那么整个系统就是安全的。这是不对的。因为如果每个人都谨慎行事，那么在发生严重冲击时(这种情况总会发生)，就没有人能够通过购买高风险资产来吸收冲击。相反，他们会出售风险资产，这对谨慎的金融机构来说是明智之举，但其后果是使危机更加恶化，因为这会导致价格下跌，并产生向大量资产蔓延的趋势。

乔恩·丹尼尔森：几年前，我和我的同事将风险分为两类：外生风险和内生风险。外生风险是指来自系统外部的事件，如6500万年前导致恐龙灭绝的小行星。内生风险则由构成金融系统的人员和机构在系统内部相互作用而产生。通常风险测量工具测量的风险是外生风险。但问题在于，巨大冲击背后往往是金融体系各机构之间的相互作用，它们彼此间形成恶性反馈从而放大冲击，或形成良性反馈从而抑制冲击。正是这种反馈导致了内生风险。

从内生风险中能得到的教训是：最重要的风险都会被隐藏起来，直到为时已晚。原因在于，看得到的风险很难被忽视，也易被解决，可以称之为“已知的未知风险”。最危险的风险是“未知的未知风险”——不知道它的存在，直到为时已晚。2008年的次级抵押贷款就是一个例子，我们知道它的存在，但不知道系统会如何处理它们，这正是危机核心所在。内生风险是“未知的未知风险”。

出于两个原因，当局不应把所有精力只放在控制他们所能看到的风险上。一方面，这会制造一种“一切尽在掌控”的错觉；另一方面，这会让不稳定的力量不受控制地增长。相反，当局应该认识到，从未想过的事情可能发生，并且在发生时做好应对准备。换句话说，不要只关注单个冲击，而要研究不稳定背后的关键因素，这些因素可能表现为多种不同冲击。要关注基本面。

乔恩·丹尼尔森：人工智能很可能在下一场危机中扮演重要角色，它们发挥负面作用的一种方式是，使金融体系的监管和运作更具顺周期性。也就是说，使它们都采取类似行动，从而放大经济繁荣和萧条。但问题在于奥门银河APP，人工智能只能研究其训练集之中的内容，而由于危机非常独特且极少发生，因此识别和应对危机的信息不太可能出现在人工智能的训练集中。这是人类具有优势的一个领域，因为人类在伦理、历史、政治、心理学等方面掌握大量背景信息，这有助于他们对以前从未见过的事物进行推理。此外，在危机中，人类将多个个体聚集在一起，这个群体可以更好地作出决策，目前人工智能还无法做到这一点。

乔恩·丹尼尔森：过去的教训是，解决全球性金融风险的最佳途径是大国共同进行遏制。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经济和金融危机，即1929年至1933年的大萧条奥门银河APP，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当时的主要经济大国拒绝合作，只关注自身狭隘的国家利益。问题在于，不稳定的力量不是国家性的，而是全球性的。因此，这种狭隘的思维为不稳定力量提供了“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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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校长表个态，一定认真履行好法治副校长职责，配合好学校日常教学安排，推动法治进校园，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推进平安校园建设。”在第十个国家宪法日即将到来之际，11月30日下午，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应勇从北京四中校长马景林手中接过聘书，正式受聘为北京四中法治副校长。应勇强调，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学校是青少年接受教育的最重要阵地之一，法治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都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环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法治教育从娃娃抓起”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落实和完善检察官担任法治副校长制度，检校携手提升青少年法治教育质效奥门银河APP，更好助力培养崇尚法治、自信自强的新时代接班人。

应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青少年法治教育。检察机关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充分履行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赋予的法定职责，扎实推进法治进校园、检察官担任法治副校长等工作，截至目前共有4.3万名检察官在7.7万所中小学校担任法治副校长，对于促进广大青少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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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驻墨尔本总领馆代总领事曾建华、塔斯马尼亚小企业与工业副部长迪安·杨(Dean Young)，中国驻墨尔本总领馆经济商务参赞卞长征，澳大利亚贸易和投资委员会副总监大卫·怀斯(David Wise)，塔斯马尼亚经济增长发展部副秘书长珍娜·凯尼(Jenna Cairney)，塔斯马尼亚发展部办公厅项目总监安德鲁·克兰(Andrew Crane)，中国银行悉尼分行副行长谢志斌以及澳中商界、政界、侨界代表等出席当天论坛活动。

中国驻墨尔本总领馆代总领事曾建华在晚宴上致辞对论坛的成功召开表示热烈祝贺。他表示，9年前中国国家领导人访问塔斯马尼亚州，是第一位到访塔斯马尼亚州的中国国家元首。时任州长霍奇曼感慨地说过，此访为塔斯马尼亚州提供了向中国乃至世界展示自己的机会。根据塔斯马尼亚州政府文件显示，中国国家领导人访问塔斯马尼亚州后不到一年，塔斯马尼亚州的樱桃出口就增长了46%奥门银河APP，苹果出口增长281%，旅游收入增长24%，中国来塔斯马尼亚州游客增长38%，三文鱼出口增长高达5217%，这就是借势而为的惊人效果。

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的数据，今年1月至9月，双边贸易同比增长了10%，占澳大利亚对外贸易的31%。而塔斯马尼亚州与中国的贸易额在前三季度达到了1135多万美元，占其对外贸易总额的四分之一以上，并为塔州带来了853万美元的贸易顺差，占该州总贸易顺差的42.5%。我们过去的合作成果丰硕，未来将更加充满希望。我们有许多领域可以合作。他希望未来能举办更多类似的活动，作为促进联系、理解和合作的平台，这将有助于使双边经济合作更加稳定和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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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柏：晋商大族一般都有自己的家规家训，从现有史料看，最典型的就是祁县乔家。乔家作为晋商中的知名家族，历经六代，前后长达200年，形成了体现其家族文化的家规家训，比如要求家庭成员必须做到六不准：“一不准纳妾，二不准虐仆，三不准嫖娼，四不准吸毒，五不准赌博，六不准酗酒”，这些家规相对于当时的社会环境而言十分严格。

乔家的家规家训还体现在当家人或主要成员对儿孙后辈的言传身教中。如乔家始祖乔贵发，经常以自己的经商故事告诫后辈要诚实守信，即便是赚到钱也要勤俭持家，对朋友、生意伙伴要仗义，并立下“善待相与”的家规；乔家第三代当家人乔致庸，严格教育子女，向子女强调经商之道首重信誉，次讲义，不赚欺人昧心钱，再次才是利，不能把利摆在首位，力戒“骄、贪、懒”，并把《朱子格言》作为儿孙启蒙教育必读书。

首先是当时社会经济条件的影响。明清时期奥门银河APP，商品经济虽已有所发展，但自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各个经济单位之间的联系还不紧密，完全依靠市场来组织经济资源进行相互之间的分工与合作尚不成熟，此时最为可行的商业活动基本单位仍是家庭。但随着经商活动的开展和家庭人口的增长，规模逐步扩大，单个家庭发展成几个家庭组成的家族，这种按照家庭组织原则构建的超家庭的组织，其稳定和壮大就不能仅由血亲关系和道德伦理来维护，还特别需要有明确的规则加以保障。

其次，晋商家规、家训，与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关联。众所周知奥门银河APP，晋商是信奉儒家文化的，而儒家文化十分推崇“家”及“乡土”观念，个人利益往往服从家族群体利益。在家族中，家族成员的地位也会按照长幼、男女等进行排序，通常男性长辈的地位较高，拥有较大权威，其中会有一人成为家族内部最高管理者，也叫家长。他在家族内部拥有较大权力，并会为了保持家族秩序，确保兴旺发达，组织制定一系列规范家族成员行为和相互关系的规则，这些规则也即家规、家训。

第三，应看到，乔家家规家训，是在其商贸活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是服务于经商的。晋商绝大多数是以家族式企业为依托和载体开展商业活动，其商、票号内部的重要成员，如财东、管理者，多来自晋商家族，他们的素质直接影响着自家商业的经营状况和生意兴隆与否，所以通过制定家规家训，家族子弟的骄横与任性、败家行为就在制度上得到了抑制。

林柏：晋商家规家训是晋商发展得以延续百年的一个精神基础。家规家训不仅是对家族成员的一种规范和约束，也是家族成员共同观念和心理认同的一种体现，属于家族制度的一个方面。晋商家族与一般的家族和宗族不同，它似乎介于二者之间，这主要表现在其家规家训与其要发展的商业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在血亲关系、家族伦理的基础上将家族资源、成员整合、团结在一起，助推家族事业发展，这就显得十分入世、务实。

林柏：近代西方商人家族和晋商家规家训有相似之处，包括，都重视教育，要求家族成员要有良好的个人品质，重视家族成员之间以及家族成员与企业、社会之间的关系等等。例如，美国最富有家族之一的洛克菲勒家族，特别强调节俭、勤勉和宗教信仰；沃尔玛创始人的家族——沃尔顿家族，其家规家训重视对顾客的承诺、勤俭和创新，务实的经营理念和对社区的贡献。晋商家族和西方商人家族的这些规定和原则，在促进家族团结、获得良好外部关系等方面都发挥着一定作用。

同时，两者不同之处也很显著。晋商家规家训产生于中国封建社会，带有浓厚的儒家思想色彩，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主流伦理道德观和商业实践，而近代西方商人家族的家规多形成于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崛起时期，反映出资本主义初期发展阶段对个人主义、竞争和效率等的强调。不少近代西方商人家族的家规，十分侧重于商业战略、资产管理、继承规划以及个人与企业之间的关系等，多是围绕提高市场竞争力而制定。例如，罗斯柴尔德家族特别注重对财务严格管理，要求严格保守家族秘密，通过家族合作和利用家族内部的紧密金融网络来建立其财富。

林柏：一般而言，家规家训的历史价值在于，它能够提升每个家庭成员的道德素养，继而实现家族事业发展，而家庭(族)是国家和社会存在与发展的载体和基本单位，每个家族的和睦相处、良好发展带来的是国家的安定团结，这就是“家国同构”的传统社会下，家规家训在“人—家—国—天下”这个有序链条下所体现的历史价值和功用，即实现传统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价值追求——“修齐治平”的一个有力工具。

林柏，山西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西省晋商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主要从事当代中国经济史方面的研究，在《清华大学学报》《中国经济史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史学月刊》《江汉论坛》《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论文和文章20余篇，出版专著2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省社科项目、企事业单位委托项目十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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